夭折的芦苇──被消音的台湾慰安妇阿嬷们(下)

浏览量:342 发布于:2020-07-01

赖浩敏回顾当年受东大衞藤瀋吉教授请託,协助处理AWF补偿作业时,承受了妇援会和舆论的无比压力,但仍坚持必须以被害人最大的利益为考量。尤其是当时大多已届70岁高龄的台湾慰安妇阿嬷们,如何恢复她们的名誉并给予实际的生活和医疗补助,让她们安度晚年,乃首要之急。

夭折的芦苇──被消音的台湾慰安妇阿嬷们(下)

当时社会讨论的方案有四:(1)国对国,台湾以国家身分对日本政府请求战争损害赔偿。(2)被害者对日本请求国家赔偿。(3)司法救济,个人到裁判所对日本政府提诉。(4)政治手段,日本国会通过特别立法来处理慰安妇问题。赖认为AWF措施比较实际可行,也无损这四个方案。亦即,即使接受AWF补偿金,并不会因此失去诉讼权利。赖与日方交涉确保所有权益后,1997年5月连日刊登大幅广告,呼吁受害阿嬷们前来领取。

为了牵制AWF与赖的合作,李敖公开在电视猛烈批判,并举行义卖会,所得交付阿嬷们但必须签下拒绝AWF的誓约书。赖对此不予置评,且指出这些阻扰动作背后「别有意图」,已经扭曲事情的本质。其后台湾立法院也通过决议先支付「要求日本国家赔偿垫支款」。赖认为若AWF没有来台活动的话,不可能有这些针对台湾慰安妇的积极作为,从结果来看还是给予AWF高度肯定,实际上阿嬷们的生活也获得了大幅改善。

当时台湾阿嬷们多人表达领取意愿,听闻总理大臣谢罪信的内容而流泪不已,赖在旁也深受感动。赖痛斥当时若无「不正当手段」阻止的话,几乎百分之百的阿嬷们都会接受AWF的谢罪补偿作业。同时也为台籍日本兵、从军看护妇等战争受害者请命,认为只有慰安妇受到特别待遇,对其他人并不公平。

90年代慰安妇问题浮上檯面后,法律责任与道义责任的争议始终不断,优劣各有所持,很难论断。韩国挺对协与《朝日新闻》、上野千鹤子等左派知识人坚持法律责任=国家赔偿论,也形塑法律战奋斗到底一定会获胜的舆论氛围。赖与妇援会的斗智斗力,基本上则是认为法律责任旷日费时可能性很低,应先完成道义责任,法律责任留待后续,属于两者之折衷。

事实上,即使普遍被认为战争责任反省优于日本的德国,对于战争时期的犯罪行为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法律赔偿,欧洲各国并不谅解,不断有纠纷,类似AWF的组织叫做「记忆・责任・未来基金」(Stiftung"Erinnerung,VerantwortungundZukunft)[1],迟至2000年才成立。德国受肯定的印象来自于1970年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赎罪政治仪式,属于道义责任的层次。果若如此,那幺日本1995年成立的AWF在道义责任上其实仍然值得肯定的。

传统国际法有关战争赔偿的方式乃国对国,透过政治代表谈判,包裹式处理后再分配给国内该当权利者。日韩1965年体制实施经年,日方无法退让,否则所有战后所签订的法律秩序将崩解大乱,即使是美国也不可能。

慰安妇国际声援团体的法律诉讼虽然在日本屡战屡败,即使2009年民主党执政,引颈盼望的国会特别立法也无能实现,漫长的法律战期间,年迈的慰安妇阿嬷们纷纷凋零。但在国际上,成功结合「国际人权法」的新潮流,敦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,1996年着名的《Coomaraswamy报告》所附的慰安妇=军事性奴隶叙述以「takenote」通过后,成为英美世界通用译语,日本社会对此反弹越来越大,从90年代左右论争逐渐发展到民族主义议题。

2006年第一次安倍内阁成立,慰安妇问题成为待解决重点,儘管说会承继「河野谈话」,2007年3月仍然以阁议决定发表,强调没有发现官宪强制连行的官方文书证据。日本保守派更在美国刊载大幅广告,指称慰安妇=公娼,引起美国舆论反弹,连共和党人也开始批判,也刺激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案。安倍当时以「狭义的强制性」与「广义的强制性」对外说明,前者指史料文书证据,后者认为只要违反当事人意愿即算,日本愿意针对后者负道义责任。当然,在女性人权主流认识下,这样的说明没有任何效果。2008年,台湾立法院也跟进通过慰安妇决议文。

2011年,韩国宪法裁判所认定政府的不作为侵害被害者基本人权,违宪判决虽然无法否定国际条约效力,仍逼使韩国政府得重新跟日本交涉,日韩外交对立毫无转圜,此判决即使连韩国法学者也有异议。但挺对协开始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设立慰安妇雕像,随后韩裔美国人也跟进立碑,将「历史战」正式扩张到全美,甚至澳洲欧洲等世界各地。日本民间感情恶化,「嫌韩论」四起。

另一方面,长期无效的法律战究竟是为了慰安妇人权还是为了民族主义?过度强调性奴隶受害形象的论述是否符合史实与学术检验?让一些韩国研究者开始质疑,其中以女性主义人类学者苏贞姬(SarahSoh)与文学研究者朴裕河为代表,分别在美日知识界受到好评。

Soh原本也是国家赔偿论者,但越来越看不下挺对协的作法,认为国际女权团体的性奴隶主流论述和韩国的反日民族主义结合,所建构出的日本军性奴隶被迫害形象,和日本右派主张的自愿/公娼说法,都只能反映「部分真相」。朴也持同样看法,认为只将批判对象指向日本国家暴力,忽略朝鲜半岛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各项压迫,无助于女性人权的改善。另从文学作品分析慰安妇的心情处境,认为与性奴隶的指控相差甚远。更批评慰安妇少女像与底层未受教育妇女的受害史实完全不合,「无垢制服少女遭受日帝蹂躏仍坚忍不屈的女权斗士」,纯粹只是韩民族的心情投射。慰安妇制度是「帝国」军事扩张的产物,而非「日本」独有,许多西方帝国也有,必须彻底检讨生产慰安妇的整体时代结构。不若美国的言论思想自由,朴的着作在韩国成为禁书,也面临司法诉讼。

2014年《朝日新闻》撤销慰安妇报导风波,让此前长居下风的日本保守派士气大涨。上野千鹤子、吉见义明等人虽然承认强制连行无法证实存在,但许多原慰安妇的口述资料仍然证明有广义的强制性,慰安妇的本质还是女性人权问题,日本政府仍然必须有所作为。儘管长达二十几年的慰安妇问题早形成既定刻板印象,很难一夕改观,安倍政府还是决定成立特别对策单位,不惜时间金钱成本,努力向国际说明。

今年春天安倍在美国的演讲颇受好评,针对慰安妇问题,他选择用「人身买卖」的历史时代悲剧说明,果然奏效。其后美国的日本研究者187人(后增为457人)连署发表公开信[2],其中针对慰安妇的部分,除了同时批判中韩民族主义的扭曲(这部分台湾的国际编译照例省略),不再使用性奴隶一词,人数部分也不再论断为20万以上,显示实证研究成果受到一定的公评。

回顾90年代,长年从事在日朝鲜族人权运动的大沼保沼教授认为,AWF从民间募集赎罪金,事务局由政府出资运作,医疗补助也由国库支出,具有半官半民的「国民」参与的「公共性」,是战后赔偿的新尝试,可惜并未受到当时主流媒体的认识,偏执的论调反而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兴起。一直要到近年才重新被评价,许多探讨市民运动公共性的论着纷纷以AWF为研究对象。当年的一线主将上野千鹤子,也于近日表达了对杯葛AWF的悔意,认为1995年「村山谈话」儘管不足,仍提示了战后补偿的新架构,当时AWF的政治判断从历史来看是正确的,她没有预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的「右倾化」[3]

妇援会报告不仅误导台湾社会对AWF的认知,也跟随韩国挺对协的强硬作法,压抑慰安妇阿嬷们的个人决定,刻意对不同调的人採消音政策。比对东京诉讼判本,也可发现妇援会有关慰安妇口述的擅改[4]。小桃阿嬷台南女中就学被抓走的虚构故事,在数位史料与网路资讯的流通下,无所遁形[5]。其用意或许和挺对协的慰安妇少女像异曲同工。马政府主导的课纲危调,刻意造谣反课纲运动者主张慰安妇自愿说[6],妇援会一改之前的调查报告与发言记录(《台湾慰安妇报告》p.27,《台湾论风暴》p.250),统一口径声称「全部都是被迫的,无需怀疑动机」。这些排除个体差异与改造文本的作为,难逃「假借女性人权之名,行民族主义斗争之实」的伪善指控。

马总统说年内要成立台湾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馆,妇援会也已完成「阿嬷的网站—台籍慰安妇虚拟博物馆」之建置,慰安妇问题确定从社会运动进入展览实践的阶段,目标是透过慰安妇进行历史教育与女性人权的社会教育。不管是透过纪念馆或博物馆,被展示的人事物一定是经过筛选设计的,这过程势必有主其事者的判断。那幺,谁的故事会被叙说?拣选的标準是什幺?

「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,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,祂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」(以赛亚书42:3)世人多软弱破碎,上帝也从不放弃。没有人是神,也没有任何人能决定谁可以被捨弃。当人想越格为主审判,「撕裂有时,缝补有时」的箴言至理,只会离我们越来越遥远。

[1]http://www.stiftung-evz.de/start.html

[2]http://toyokeizai.net/articles/-/69928

[3]http://digital.asahi.com/articles/DA3S11734533.html

[4]http://www.hi-on.org.tw/bulletins.jsp?b_ID=135839&hc_location=ufi

[5]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events/486351348209694/permalink/486894314822064/

[6]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ermalink.php?story_fbid=1469150273410872&id=10...